治痰当治其源
李氏不仅认为气滞日久,气可化痰,治气须兼治痰,而且认为痰与气、火同出异名,百病皆可兼痰,治痰当求其本,以治其源,则痰无不清。
人之气道贵乎清顺,顺则津液流通,痰浊不生。
脾为生痰之源,治痰不知理脾,失其治也。
故李氏治痰常以调理脾胃,和畅气机为原则。
并以热痰则清之,湿痰则燥之,风痰则散之,郁痰则开之,顽痰则软之,在胸中之痰则吐之,在肠胃之痰则下之。
肺虚有痰,宜保肺以滋津液;脾虚有痰,宜培脾化痰;肾虚有痰,宜补肾阴以引火归其藏。
并认为脾为生痰之源,治痰不理脾,失其治也,这些为治痰原则。
所以李氏以二陈汤健脾燥湿,化痰和中为通治痰病的基本方。
若脾虚不健,津液积聚成痰,其痰清晨量多,其色稀白,其味亦淡,治则实脾养胃,使脾胃调和,运化津液,痰自不生。
湿痰属脾,宜二陈二术以健脾燥湿化痰。燥痰属肺,肺为燥金,喜清润恶温燥,宜二母二冬、桔梗润肺生津化痰。
肺脾同病,脾虚肺燥之痰,用燥药补脾则易损肺津,用润药清肺则易伤脾阳,治宜二脏兼顾,去苦寒香燥之品,而用甘平调和之剂,不必专用清肺化痰药,因脾有生肺之功,而肺无抚脾之力,用异功散加苡仁、麦冬、石斛、桔梗、山药、莲心之属。
痰之源于肾者,属房劳虚损,肾中火衰,冷痰上泛,宜用肾气丸益火之源;若肾阴亏虚,不能制阳,痰火上溢,宜用地黄汤加麦冬、五味壮水之主。
此外痰火之成,有因热而生痰者,有因痰而生热者,欲清其痰,当先辨火之甚微,气之盛衰。
若元气旺盛,其痰火必实,治以二陈加芩连山栀;火盛于上焦者用滚痰丸。
元气虚衰,其痰火必虚,宜调补元气,用六君为主;痰随气升者,导痰先顺气,积痰阻气者,顺气先逐痰。
此外,治风痰用水煮金花丸,川芎防风丸;热痰用小柴胡汤加半夏;湿痰用白术丸,局方防己丸;气痰用人参逍遥散,观音应梦散;食积痰二陈汤加楂曲、麦芽、枳实;酒痰用瓜蒌、青黛蜜丸噙化;郁气挟痰用越鞠丸、七气汤之类行气开郁。
胶固顽痰当吐者,瓜蒂吐热痰,薤白吐寒痰,乌扇吐湿痰,莱菔子吐气痰,漏芦吐风痰,常山吐疟痰,参芦吐虚痰。
正虚之人不可用吐法,宜补气行痰。
过用吐痰药则耗人精血,变为肾枯骨痿。
虚人痰在中焦,不可卒用攻法,攻之则愈虚。治痰用利药过多,则易伤中气,痰反易生。
治痰总以求其本,治其源为要法。
选方投药顾护脾胃
李氏不仅治痰病重视脾胃,而且认为土为生化之母,气血皆赖此而生,有升清降浊之职,故胃伤则不能纳,脾伤则不能化,气机升降失其常,百病易生。
脾胃失其运化则心肺肝肾不得气血充养,骨髓随之空虚,气血精神日亏,脏腑脉络日损,肌肉形体日削。
故选药投剂应时刻重视调摄脾胃。
李氏顾护脾胃,并非一味补脾,而是当补则补,该调则调,极有分寸。
调脾胃常用四君、六君、二陈、补中益气、枳术之类。
顾护脾胃体现在治病时用药不伤脾,如治中风,以化痰为先,健脾为主,用二陈加乌药、枳壳、健脾以化痰、痰消风自熄。
湿证皆由脾虚土衰,脾失健运,堤防不固所致,治湿不理脾,非其治,常用六君加苍术、厚朴、砂仁。
李氏治伤风、伤寒、失血、泄泻、痢疾、经闭、崩漏,无不不以护脾为先,反对乱投苦寒,恣用滋阴。
苦寒沉降,耗伤脾阳;滋阴粘腻,凝滞胃口。
更不可动辄禁绝谷食,禁用五味则胃气孤,专服寒凉则生气绝。
充分体现了李氏遵《内经》得谷者昌之旨,以胃气为本,顾护脾胃的学术思想。
参考文献
【1】李用粹:《证治汇补》(上海卫生出版社,1985年新1版,第4-60页)。
【2】方春阳:《李用粹学术思想初深》(《中医杂志》,1980,12);5)。
【3】史济焱:《博采典籍,兼擅幼科-清代医家李用萃》(《上海中医药杂志》,1991,(5);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