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加常识网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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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史明智已经成为一种人尽皆知的共识，但是，并不是什么史都有助于此。不客气地说，许多人喜欢的不是历史而是偏见。因此从浩繁的史料中，检索出一些耸人听闻的东西，再配以吸人眼球的标题，就足以让人津津乐道。而若上来就说某某事不可一概而论，此文多半凉了半截。因此在信息化的今天，最大的读史障碍恰好是自我封闭，或者故步自封地拘泥于陈旧观点，或者面对浩繁史料无所适从，例如下面提到的这些谬误，想必大多人不能避免。
历史为政治背书
本来，历史是历史，政治是政治，它们各有自己的一套理论体系、术语和研究方法，但现有历史教育往往把历史变成了政治资料的一部分，使得历史的主体地位大打折扣，甚至沦落为证明政治观点的材料，其独立性和作用也势必会大受影响。例如历史一定是五阶段吗？
对封建社会的认识大抵也是如此，其所指是从秦朝到清朝将近两千年的历史。从辞源上说，这已是误用，因为“封建”是中国的固有词汇，意思是分封建国，简称封建。唐代柳宗元有《封建论》一文，比较周朝分封制与秦朝郡县制的优劣。因此，严格来讲，“封建”是指把分封制作为基本政治制度的夏商周三代，秦朝以后虽然也有分封，例如汉代初期大行分封，但经过一段时间的反复后已不是主流了。
从周朝到秦朝确实是巨变，反映在经济制度上是从井田走向税亩，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是从“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诸种约束被大大放开了。因为井田制之下人们只关心自己的“一亩三分地”，而税亩制允许人们开垦扩张，无疑释放了生产力。然而，从剥削的角度来讲，是不是减轻了呢？如果基于历史进化论，从奴隶社会到封建社会，剥削必然是减轻的，可是儒家理论家猛烈抨击税亩制，原因是在税亩制之下，税收是不定的，这等于赋予统治者更大的决定权，而可能造成老百姓负担的加重。历史上有文景之治“十五税一”和“三十税一”这样相对美好的朝代，但更多的只怕是加重了剥削。
更为重要的是，从井田制到税亩制，背后的推动力是统治者在加强集权。在分封制时代，诸侯要给天子进贡，但在自己的领地有相对的自由权，有些大诸侯国，例如汉朝“七国之乱”前后的吴国，拥有铸币权，这是莫大的经济权力。那么，为什么要废井田？从春秋末期到战国初期，诸侯国扩张势力的方式往往是打仗，而这需要巨大的资源支持。在原有井田制之下，国家所掌握的资源实际较为有限，而税亩制恰恰可以使统治者集中手中的权力，更好地动员全国的力量，并且更有效率。因此，周秦之际的巨变，经济仅仅是外在表现，关键之处在于走向集权。把秦朝到清朝定义为集权时代，或许更准确一些。
汉武帝以后，儒表法里成为基本的治国方略，但在原始儒家看来，两者是绝不相容的。为什么？因为儒家承认等级的客观存在，但要保持相对自由；法家给了平等，但必须让渡自由。也就是说，法家主张王子犯法庶民同罪，除了帝王是上天之子，部分带有神性之外，人人皆应平等，但这是要以交出自由为代价的。秦朝为什么用法家思想治国？因为这使它更有效率，更有能量，更能动员老百姓。秦朝也实行了一系列与加强集权相适应的政治制度，例如郡县制，地方完全听令于中央，没有任何自主权；焚书坑儒，这是软形态的意识形态控制；秦始皇甚至取消谥号，因为不允许儿子评价父亲，臣子评价帝王。
儒家恰恰相反，现有历史教科书总说孔子想要复兴周礼，回到西周，是不切实际的复古思想，其实，这是把孔子简单化了，因为他并不是真的梦想着回到西周，而是想要井田制时代所拥有的相对自由。儒家不仅承认等级的客观存在，而且认为等级越高，相应的道德要求也越高，所以儒家对帝王的要求最高，至于帝王能不能做到是另外一回事。如果平等和自由二者只能居其一，选择平等的是法家，选择自由的是儒家。匈牙利裴多菲（1823—1849）《自由与爱情》说：“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在这一点上，原始儒家的理想距离现时代遥远么？
历史理解碎片化
由于现有历史教育常常为政治背书，使得历史几乎丧失了本身的独立性和系统性，显得零零碎碎。人们常常习惯性地记忆某年某月某日谁出生了、谁去世了、发生了什么战争、颁布了什么法令等，这的确也是历史，但只是一堆零碎的历史材料而已。要是这便是历史的全部，几乎可以说没什么价值，原因是与现实太过隔膜。单纯记忆这些材料同样没什么价值，这类电视节目也毫无高明之处，原因是知识不等于见识，只有把碎片化的知识消化吸收，变成自己系统性的见识，才算是真正触及了历史阅读的本质。
例如史学界总有人喜欢把康熙、雍正、乾隆时期封为所谓的盛世，这个时代固然人口增加了，生产力提高了，但这只不过是社会生产力和人口发展的自然结果，因为这个时代根本没有任何创造性的制度设计。而且这三位无一例外是暴君，只是李自成和张献忠等人用刀杀人，他们是用无形的刀杀人，即大兴“文字狱”。金庸先生《鹿鼎记》开篇即是浙江湖州庄氏明史案，这是康熙朝第一桩大型文字狱，但这只是刚刚开始。
试想：你乃至是你爷爷写了首诸如“清风不识字，何故乱翻书”之类的诗，本来是吟风弄月，却被你们家的仇人揪出来，断章取义冠以讽刺朝廷的罪名，结果你们全家人头落地，谁愿意生活在这样的所谓盛世？这哪里是什么盛世，分明是文化白色恐怖主义！因此，那个时代的读书人热衷于做考据，离现实越远就越安全。不难理解的是，任何盛世都必须是文化昌明与文化自由的时代，像康雍乾这样的文化白色恐怖主义时代让人不寒而栗，为此满心喜悦的人是完全无知还是别有用心呢？
清朝对中国文化的戕害还体现在对读书人的奴化上，鲁迅先生等新文化运动健将反思和批判中国文化虽有偏激之处但不无正确，因为自宋朝灭亡以来，尤其是清朝以来的中国文化几乎都是糟粕。有人说儒家文化是糟粕，但两千五百多年太长，应分开来看，至少近八百年以来儒家文化以糟粕为主，仅剩王阳明、李贽等寥寥可数的几个真正有思想的读书人了。
清朝读书人大抵是被奴化的，可是现在电视上充斥着清宫戏，张口“主子”闭口“奴才”，此种危害甚大，因为它不像“手撕鬼子”之类的抗日神剧一样，一看就知道是假的，它会潜移默化地让人觉得这是历史的常态，而这恰恰是很不正常的。现代公民应该接受什么样的教育？“主子奴才”正是不堪回首的痛处，我们本来就是从这些污泥中来，而要培养现代公民，要“洗白”已经很不容易，为什么还要宣扬这类价值观呢？因此，对历史要有通盘理解，不能碎片化地理解，否则难以对历史有合乎情理的判断。
那么，如何才能形成自己的独立判断？要义在于回归人性与人道主义情怀，这样才不至于颠倒是非，为历史上的恶魔唱赞歌，而是会去习染其中的大爱和大美，这也是培养现代公民的题中应有之义。
我们该向历史学习什么？
若是把历史与人生结合起来，我们该从中学习什么？有三种误区较为常见。
误区一：学习权谋、阴谋。历史本身相当残酷，例如《春秋》开篇是鲁桓公杀鲁隐公，《资治通鉴》开篇是赵襄子把智伯的头颅做成饮器，但历史教育并不是宣扬这些，而是让人们认识人性的黑暗部分和历史的残忍部分，从而胸怀大爱，如同莲花出淤泥而不染，至于阴谋和权谋之类，不仅应当摒弃，而且要引以为戒。
误区二：学习管理经验。这种倾向在现代社会颇为流行，例如孙子兵法与企业管理便是很受欢迎的话题，只是在儒家看来，管理企业也好，治理国家也罢，都只是手段而已，落脚点在于弘扬人性之善。儒家的政治理想是帝王修身立德，影响身边的大臣，君臣为民众做表率，使首都成为首善之区，上行下效，教化自然形成。在这个意义上，管理只是“末”，德性才是“本”，教育的目的在于弘扬人性之善，而德性自觉和与位俱增是善政的根本。正因如此，李自成和张献忠那样的杀人狂魔，以及康雍乾那样的文化白色恐怖主义时代，都是恶之花。只有深刻认识这一点，才能更好地建构现代社会，否则仍可能在“主子奴才”的泥潭中胡乱挣扎。
误区三：学习历史知识。除了中小学生历史课程以外，也有《一站到底》这类知识性电视节目，知识固然是历史的基础部分，但历史逻辑显然重于历史知识，它既包括历史本身的内在逻辑，也包括历史的解读逻辑，而这都建立在阅读者认识高度的基础之上。因此，读史的目的是为了提高素养，提升对历史、现实以及人生的理解。换句话说，读史使人明智，并不在于知识的积累，而在于深入认识自身、人类社会，乃至未来，从而更加智慧。
现时代是向外探寻而非向内沉思的时代，我们已能让神舟号飞天、蛟龙号入海，人类可以登上月球乃至火星，可是人类对自身的认识还相当浅薄，远远落后于对外部世界的探索。学习历史既是了解过去，也是认识自我。若不能见到初心，或者叫赤子之心，哪里会有孔子所说的“四十不惑”。
在这个意义上，历史与现实的关联甚为密切，与历史对话可谓一场穿越时空的心证，媒介便是与经典以心会心。例如读《论语》即是与孔子及其弟子对话；读唐诗宋词，可以体会他们的喜怒哀乐和恩怨情仇，就像真的回到了那个时代，与他们面对面聊天一样。如果历史只停留于历史书、博物馆和考古报告里，那才是它无尽的悲哀，因为历史的价值在于一代又一代人不断地重新阅读、阐释和再创造。只有结合当下，才能更好地阐释历史；只有重新建构，才是赋予历史新的生命力，也才真正对得起历史。甚至可以说，我们需要历史，历史也需要我们。
古人说，“刚日读经，柔日读史”。这是智慧的读书方法，“刚日”是指阴历的单数日，此时阳气向上，人容易变得浮躁不安，经可以判断是非对错，读经使人不犯方向性错误。“柔日”是指阴历的双数日，此时阴气向上，人容易变得优柔寡断，读史使人明智，看透便不会纠结，也就有了决断力。这八个字既体现了传统的阴阳哲学观念，也体现了古人对书本的选择，他们把书分为经史子集四部，四者不是并列关系而是重要性递减关系，经史是社会价值观和个人智慧的基础，因为经让人明断是非，史让人洞明世事。今人更重视集部，大抵是受西学影响，与古人颇不同。
不少家长问该让孩子读什么古诗，我的理解是，若是家长的文史哲修养一般，可以先给孩子读唐诗而宋词暂缓，因为唐代是自由奔放的时代，无与伦比地自信和开放，读唐诗，尤其是盛唐诗，可以培养孩子阔大的胸襟和气度。若是家长的文史哲修养较高，可以先给孩子读《诗经》，因为它是四言，读起来朗朗上口，而且内容非常丰富，孔子教儿子无非也是让他学《诗》和《礼》，因为《诗经》可以“兴观群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至少“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论语·阳货》）。
顾城的名作《一代人》说：“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来寻找光明。”历史很残酷，有时甚至很血腥，但读史并不是学习那阴暗的一面，而是要用它来警醒自己，点亮内心那盏明灯。人性有许多弱点需要克服，社会有诸多不完美之处需要改造，所以批评的时候，更该想一想如何建构，因为每个人都对这个社会有义不容辞的责任，尽管它们有大小之分，而把这份责任转化成正义的力量，可以是批判，更需要的是建构，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把美好的理想变成现实。当然，这需要更多的人从历史中吸取智慧和灵感，成为与时俱进的现代公民，乃至有担当的读书人，这或许是社会发展的中坚和希望所在吧。
